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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法律手段治理校园霸凌
来源:500万彩票官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朴常赫 夏纪森
2019-05-08 09:01

  近年来,校园霸凌事件频频出现,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并且得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霸凌是英文“bully”一词的音译,意指恃强凌弱、恶霸。学界通用的是挪威学者丹·奥维斯(Dan Olweus)对“霸凌”的界定,即“霸凌”是指一个学生长时间并重复地暴露于一个或多个学生主导的负面行为。霸凌存在着不同的形式,比如有言语霸凌(辱骂、嘲弄、恶意中伤某人)、肢体性霸凌(对某人进行肉体上的欺凌行为)、社交霸凌(在人际交往中有意排挤某人)和网络霸凌(用手机、博客、电子邮件等散播谣言中伤某人的行为)。校园霸凌行为已经严重危害到在校学生的身心健康,不仅造成了被欺凌学生身体上的伤害,更为严重的是,还导致被欺凌学生在心理上产生了焦虑、恐惧、抑郁的情绪,以至于有些学生出现了自残或自杀的行为。

  就我国目前的法律而言,针对校园霸凌行为的法律是缺失的。一方面,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于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尽管在我国是由《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进行调整,但针对校园霸凌行为的专门规定方面却是空白。另一方面,目前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实施校园霸凌行为的未成年人惩戒的规定还不完善。具体而言,随着校园霸凌行为越来越低龄化,2006年颁布实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立足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在实际的执行中取得了一些良好的效果。然而,对于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触犯法律而不被起诉的未成年人的惩戒,《未成年人保护法》只是有一些诸如学校“对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等原则性的规定,并没有关于此种行为具体该如何惩戒的详细规定。

  对于校园霸凌行为的惩戒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怎么惩戒和谁来惩戒。第一个问题涉及诸如“校园霸凌”的法律内涵如何界定?如何区分校园霸凌与嬉戏打闹?性质恶劣的校园霸凌如果没有达到伤残鉴定的轻伤或重伤,如何对其进行追责?目前,我国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惩治手段主要有:责令父母严加管教、工读教育、当地派出所的监督帮扶、缓刑和监外执行、收容教养等。收容教养由于涉及公安机关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有无合法性的质疑,大多数地区在劳教制度被废除以后已经停止对收容教养的审批,其他手段惩戒的严厉性不够,因而使得校园霸凌者有恃无恐。第二个问题涉及惩治的执行主体。目前,校园霸凌问题是一种家长、学校和公安似乎都在管却谁都没有管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惩治约束主体的责任和权力不明确。责令家长严加管教这类惩治手段,由于血缘关系的影响,以及对父母约束的规定的模糊性,显然很难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对于学校而言,由于教师没有惩治的权力,因此就造成教师想管却不敢管的现象;对于公安和司法部门而言,由于对校园霸凌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自然这些部门的惩治也就无法可依。因此,针对校园霸凌的惩治是不足的,目前只是停留在社会舆论的声讨层面,发挥的作用也就可想而知。由于主体责任和权力的不明确,这些主体之间就无法形成合力,因而也就难以有效遏制校园霸凌行为的蔓延。

  基于上述问题,可以在未来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时对校园霸凌行为进行明确界定。校园霸凌由霸凌者(bully)、被霸凌者(bullied)、协助者(assistant)以及旁观者(outsider)构成,简言之,霸凌是霸凌者通过对被霸凌者身体、言语、性的攻击或者关系上的排挤,抑或透过网路、手机散播谣言等方式伤害某人,并且延续一段时间。据此,应当根据校园霸凌造成的行为后果,进行民事、行政或刑事的惩处,明确主体的责任,即一定要明确由学校还是家长抑或司法机关和公安机关进行惩治。

  对于不构成犯罪但行为恶劣屡教不改的霸凌者,应当赋予学校教育惩戒权,并对惩戒的标准和程序进行专项立法。在学校的纪律处分权中,对于侮辱、推搡、殴打等行为应设定告诫、停课、留级、开除等处罚方式并严格执行。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需要教育的惩戒权力真正落到实处。对于行为后果较轻的校园霸凌,尽管责令父母严加管教是已有的法定措施,但由于这项措施并没有对霸凌者的父母形成有效的约束,致使这种“责令”难以有效实施。因而,《校园反霸凌法》中应当有对父母的强制约束条款,比如责令父母缴纳保证金、强制父母陪读、接受专门校园反霸凌培训、要求父母定期汇报管教情况等。总之,就校园霸凌现象的不断出现所造成的社会危害而言,要有效治理校园霸凌,必须对霸凌者进行应有的惩处。当然,校园的宁静也有赖于法律法规的保障与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

 

  (作者单位: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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